有聊丨邓超、俞白眉:在中国拍体育电影,绕不开乒乓球******
中新网北京1月24日电(记者 王诗尧)“在中国拍体育电影,最重要的两个题材:一个是女排,已经拍过了,再来就是国球——‘乒乓球’。”
采访间里,导演邓超、俞白眉讲述着拍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的初衷。他们的目光里,流露出坚定、信心与期待。这部筹备多时的呕心沥血之作,历经波折后终于在大年初三(1月24日)与观众见面。
两个不被看好的体育迷
策划的一场电影反击
邓超、俞白眉,他们二人身兼数职,是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身份——“体育迷”。
“我们俩在一起好像除了电影聊的最多的就是体育。我们一起打篮球,一起看各种各样的比赛。”这两个体育迷碰在了一起,想的就是“有生之年,我们一定会拍一部体育电影”。
俞白眉与乒乓球结缘,还要从他的父亲说起。“我爸是个超级乒乓球迷,之前还拿过我们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的男子双打冠军。所以他现在都快80了,但是不管到哪儿都带上乒乓球拍每天打两小时。我肯定也受他的影响,因此对乒乓球比较了解。”
而另一个重要的机缘,则是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据俞白眉透露,主演阿米尔·汗在电影开拍前曾与他见过面,当时他惊讶于阿米尔·汗胖了非常多,那时他便得知了《摔跤吧!爸爸》即将开拍的消息。
过了1、2年之后,《摔跤吧!爸爸》来到中国宣传,俞白眉又去支持捧场。那时候阿米尔·汗已经瘦了回去,而他在电影里面的精彩表演同样带给俞白眉很大的震撼。“我看到电影非常喜欢,喜欢的同时心里又想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拍出这么好看的体育电影?”
正巧这时,拒绝过多次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项目组又发来邀请。俞白眉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他简单说明情况后,只听父亲回了一句“真的”?
这一句饱含期待的“真的”,让俞白眉接收到父亲的暗示,也坚定了自己拍摄的决心。
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海报上有一句标语:献给每一个不被看好的人。这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乒男队所处的状态,同时也与邓超、俞白眉的心境契合。
“邓超是不是有把柄在俞白眉手上?”
“俞白眉一定给邓超挡过枪,不然俩人为啥总在一起合作?”
“邓超+俞白眉,这个组合你懂的……”
这些网上的质疑、观众的批评,邓超其实都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们就是一群不被看好的人,然后自己战胜困难,相信自己可以绝地反击。”
击碎质疑最好的办法,不是无视其存在,而是直面曾经的失败,用作品完成一记漂亮的反击。邓超说,5年来《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从孵化再到拍摄,现在终于可以推向观众,整个项目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至于治愈的结果如何,或许要等到“反击战”的战果揭晓的那一刻才有定论,让我们拭目以待!
从乒乓小白到队内天花板
邓超的秘密武器是“它”
“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会打乒乓球!”这个技能仿佛是中国人天生自带的体育buff(电子游戏术语,指有魔法的效果)。虽然自称是“乒乓小白”,但是如果不严格来算,邓超也是个拥有几十年“球龄”的“老手”。
“我是1979年生人,我们小时候不管乒乓球打得好不好,绝对都抢过水泥台,而且还永远抢不到!你去到那就已经有一帮人在那儿围着,后来只能想方设法地直接在水泥地上拿砖划个线,也用课桌组合过球台。”邓超回忆道,“那个时代对乒乓球太疯狂了!”
可惜儿时的运动爱好并没有坚持下来,直到开始准备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邓超才又捡起了这项时间久远的技能。
专业的教练、密集的训练,面前不再是童年的水泥台,而是崭新的球台。这一次,邓超要用一万次的挥拍训练,换取一个不让观众出戏的职业演出。
电影中邓超饰演的是从海外归国的教练戴敏佳,在国乒男队陷入低谷时,他勇敢站出来放出豪言壮语,势必要让中国男乒再度崛起。
身为一名教练,还是带伤之身,电影中让邓超施展乒乓球技的画面并没有太多。但是他依旧为了这个角色苦练8个多月,并且改用左手打球又让技术难度翻了一番。
不只是邓超,其他演员也都一头扎进乒乓球训练中,整个剧组还每天举办内部循环联赛。说到这里,俞白眉忍不住插入谈话爆了个料:“我揭发一下,邓超为了赢球,不仅仗着自己得天独厚是导演,就找了几个最厉害的教练给他开小灶,还直接上装备!”
原来邓超的角色不打长胶,但他为了赢别人,就偷偷换上了被俞白眉称为“屠龙刀”级别的装备——新长胶。
原本邓超作为导演,训练的时间远不及其他人。“那些演运动员的演员们,拍完自己的戏就会直接去练球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水平突飞猛进,这时邓超确实感觉天花板有点压不住了,他就换成了长胶。”俞白眉生动地描述着当时的场景。
“3天后,那些最爱比赛的演员们,全部被他‘干’掉了。”导演是开心了,演员急了!段博文特意去找到邓超控诉:“导演你不能这样,我们每天练球是为了更积极地演好角色,你换个拍子每天过来把我们蹂躏一遍,这让我们心情很差,更觉得演不好这个角色了!”
剧组人员全国巡回踢馆
打败美国现役TOP5选手
后来,渐渐不满足于内部比赛的剧组人员,开启了城市踢馆模式。剧组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就开始搜索附近的球馆,四处打听潜伏在民间的乒乓高手。赶上哪天正好没戏,几个人一约就开始下战帖踢馆,直奔球馆要求挑战他们最厉害的教练。“我们当时在厦门,几乎把那些球馆都踢烂了!”俞白眉说。
如今,这群走出剧组的演员们已经开始向社区进攻,纷纷到各个小区报名打比赛。今天你在回龙观挥拍征战,明天他去望京单挑大爷。
到了最近的宣传期,大家又聚到一起奔赴全国跑宣传。当时剧组里的18名教练遍布全国,那些拍戏时“约战”的乒乓高手们最后也都成为了朋友,因此这次宣传期大家依旧是走到哪里,约到哪里,“打”到哪里。
这么“牛”的剧组,实力到底有多强?据一名曾经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的剧组教练说:“如果我们组个队参加欧洲联赛,也能打到8强吧。”
这句话里面,其实还有一段可以佐证实力的故事。电影里的比利时队有一名队员,是由美国现役国家队选手Tom饰演,他也是美国乒乓球排名前5的高手。Tom不仅能说上一口中国话,很多技术也是在中国练出来的。
有一天,俞白眉突发奇想正好看到一名乒乓指导在旁边,就组了个局,想看看他和美国现役球员的实力差距。
上场前,这名30多岁、早已转行做金融的乒乓指导偷偷对俞白眉说:“你这是让我欺负人啊!”事实证明这不是一句“狂言”,美国现役球员、不到20岁的Tom最终吃了败局。
第二天,听到风声的其他人蜂拥而至都来找Tom,每个人的台词也异常统一,“我是组里的,我也不是职业运动员,不太会玩,我们能比一局切磋一下吗?”
就这样,连输四局后Tom也急了,“早知道,我也说我不会玩”!
这段亲身经历带给俞白眉很大冲击,他说不拍这部电影真不知道,原来中国乒乓球水平这么厉害。一个一辈子没有打过职业的业余乒乓球高手,具备的是可以战胜美国现役Top5选手的实力。
那么和他同等水平的人在全中国有多少?这名乒乓指导说,算上省队、国家队,每个省市差不多几十个人,全国就能有上千人。
“中国有上千人可以赢美国排名前几的高手,这是从我们电影的角度,观察到的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俞白眉感叹道。
或许这就是乒乓球为什么又叫国球的原因。电影的最后有一句台词“中国人肯定是最勤奋的”,这里用“肯定”才更能表达出创作者想传递的情绪。正是一代代勤奋的中国人,用努力的汗水、坚定的意志铸成了“中国乒乓”这四个字。(完)
《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2020年《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以此衡量,《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的显现——谜底的揭示”贯穿一体的基本逻辑,使剧情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小秀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的主题的可能建构。然而,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但王重江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是对叙事合理性的严重损害。 《回来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的创作,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凤凰快三地图 |